荣耀记特别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金融界荣耀记特别版,寻访王牌分析师,发现投资真逻辑。

03
王涵:从天体物理学家到首席经济学家
王涵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首席宏观分析师

真正的王牌分析师,既能潜心研究,参透市场精髓;又能一鸣惊人,屹立行业之巅。荆棘途中,能耐得住孤独,执着前行;越过山丘,又看得清繁华,不忘初心。人在江湖,荣耀加身,功成身退,江湖上亦到处都是传说。

曾经是天体物理学家的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临危”跨界,探索瞬息万变的金融世界。

华丽转身11年,他率先研究中国资产负债表,最早预警中国衍生品问题,2016年特朗普胜选之后,他又敏锐地发现美国矛盾激化,首先提出“祸水东引”。

屡次被市场验证的观点背后,是王涵对模型建设的准确把握,和对金融、历史、哲学的独特领悟。

站在2019年的十字路口,中美大国博弈何去何从?全球经济最危险的问题在哪里?中国人口危机影响有多大?褪去新财富光环后分析师的日常生态是什么?未来十年投研圈又将历经怎样的巨变?王涵给你答案。


投资-见解

金融界:眼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中美贸易摩擦,您怎么看?有没有谈崩的可能?

王涵:我觉得现在双方谈崩的概率非常低,因为美国本身也面临着内部的一些矛盾,所以从川普整个内阁来讲,现在肯定不会承受谈崩的状况。前段时间华尔街已经用市场投票了,中国也不太可能接受谈崩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双方有可能会达成一个暂时相对较平和的共识,真正的问题是三月份之后,主要在于两块:第一就是特朗特普政府本身的反复,第二个是现在美国的整个精英阶层,尤其是国会这个层面上,依然会逐渐的增加对于中国各方面的干扰。所以即使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后期的不确定性我觉得还是会比较大。

那么在贸易层面上,现在美方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在于知识产权。但我的理解,它所谓的在知识产权层面试图想达到的目的,跟他美国对外说的可能不太一样。对外的说法来讲,他希望保证知识产权,不能以市场换技术。但是如果我们去看80年代美日的摩擦,美国当时是通过限制日本产品出口,导致日本企业把它最核心的部门设到美国去,实际上是从日本手中截取了大量的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现在我们,包括华为的很多技术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有可能他打的主意不是说我们不能去剽窃他的东西,而在于他如何能够获得对我们这些高技术企业的控制权。比方说在中兴的事件上,他最后的要求就是他派一个人,这个人基本上就是个太上皇,权力几乎无限。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考虑,中美之间的这种博弈,明面上美方提出的东西,跟他实际上要的东西不太一样。


金融界:美国经济偏弱,美股现在估值又比较高,如果美股调整剧烈会对全球市场和中国的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王涵:会对发达经济体的打击非常大。从2014年之后,如果我们去看的话,美元和美股是一个同向上涨的过程。也就是说在那个阶段,全球的投资人都觉得美国的股市很好,所以大家都去买了美股,这里面尤其是以低利率环境的欧洲为主。因此,如果美股跌下来,欧洲人会有巨大的损失。

对新兴市场来讲,在过去的几年美股牛市里,实际上是一个资金被往外抽的过程,如果美股跌下来,初期会有情绪上的恐慌,但是后期新兴市场被抽水的压力会减弱。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整体新兴市场是OK的,但是内部也会有分化,今年风险比较大的,除了去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之外,还会有像南非,像东欧的一些经济体,因为他们整体对外的债务率比较高,所以如果全球的流动性恐慌,那他们会被冲击。

但是对中国来讲,我觉得这个冲击叫短空,中多,长期不确定。短空的意思就是情绪上会有一起的带动,中多的逻辑在于随着美国经济的偏弱,他愿意暂时达成一个贸易上的停火的概率在增加。但是长期的不确定在于美国整个市场问题积累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很有可能最终他的选择会像1929年之后一样,对外去转嫁他内部的矛盾,这样的话可能地缘政治的摩擦风险就会上升。


金融界:目前全球经济是同步下行,您觉得全球经济当前是处在什么周期,哪个阶段?

王涵:从全球整个大周期来讲,如果我们拉得时间长一点,现在会比较像1929年之前。实际上全球在二战之后的整个经济增长,一方面它的需求是来自于二战把整个世界很多的东西摧毁了,所以带来的需求是全球重建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二战之后形成的冷战的两大集团,使得全球的市场被割裂。整个全球化推进的过程,是不断的市场的统一,效率的提升,资源的流动变得更加的频繁。但随着全球化达到一个点,使得发达经济体开始对全球化这件事情的现状不满,实际上意味着全球整个市场的这种一体化拉动需求的过程,开始碰到瓶颈。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当前的问题跟1929年到1939年之间是有相似之处,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全球性的市场一体化达到瓶颈的过程。

从中国本身的经济周期来讲,我觉得更像是一轮大的产业周期的尾声、和孕育新的产业的周期的开始,这个过程会有点类似于从1998年到2002年期间。那一轮是我们以轻工业、国企为主的纺织业产能过剩,当前这轮是我们的基建和房地产相关链条上的这些行业,它的下游需求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中期的瓶颈,很多跟基建房地产投资相关的企业需要开始逐渐进入到一个重新再思考往那个方向去投产能的过程。另一方面科技类的企业本身在起来,如果我们能把融资的渠道打通,能够让这些企业的创新和发明快速的产业化,那就是一个新的周期的启动,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新旧周期的交替期。

我们跟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虽然经济总体量很大,但从人均的水平来讲不高。也就是说发达经济体它可能需要的是领头雁,需要有自主的创新,而我们很多行业只需要去学习,只要把我们的水平提到跟发达经济体现在的水平接近,就会带来巨大的增长。你可以认为它是一轮大的朱格拉周期的尾声和新一轮周期的启动。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大的全球化周期接近尾声之后,带来的大家重新的一种思考。


金融界:针对美元上行与美债收益率上行,中国会有怎样的政策应对?

王涵:关于美元的上行,如果我们去看2016年以后的情况,人民银行的汇率政策主导方向性的变化,通常会在美元的大拐点上面有一定的滞后期,因为人行需要去观察美元趋势的确立,从这几年中间价的定价就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现在来讲,首先假设美元真的是上行——这是一个巨大的假设,我觉得中国会先以一种观望的姿态看它的趋势,如果这种趋势确立,人民银行会面临着一个比较困难的状态,如何去平衡国内的宽信用和境外的汇率上升的压力,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从我自己的判断来讲,我认为今年美元向下走的概率会远大于上升的概率。原因在于过去两年其实是一个欧洲的资金去买美股,全球的资金也去买美股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美股美元同步上行。但如果今年出现美股比较大的动荡,理论上去美国的钱会往外跑,这个会带来美元的下行。这样的话我觉得人民币的压力今年是会缓解的。

美债的收益率上行我觉得可能压力也没那么大,原因在于几个,第一个是这轮美债从去年以来收益率的上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联储在抛售他手中的美债,这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说,如果联储抛债导致了美债收益率上升,那么全球的投资人收益率上升了以后,全球投资人是否会愿意冲进去买美债做“接盘侠”,这是不确定的。第二个是,虽然过去两年美债收益率上升,但其实欧洲的收益率是偏低的,所以这两者综合之后对我们来讲,外部的流动性还是偏宽松的,利率的压力对我们的冲击不会很大。


金融界:这轮经济周期的寒冬会有多长?2019年会是最困难的一年吗?

王涵:我觉得有可能2018年就是这轮周期里面最困难的一年。因为2018年我们面临的是经济需求的下滑叠加金融强监管,从现在来看,整个金融监管它的方向没有变化,但是像去年那样,那种因为有一些过度严格的监管政策,导致一部分正常的企业的经营受到冲击,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过去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一些我们刚才讲的基建房地产为下游需求的这些行业,它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些企业的退出可能不太会因为政策的转变发生变化,所以未来行业和行业之间的分化,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分化会变得非常明显。

从我们自己估算的情况来看,GDP增长的下行应该会维持到2020年的中期。我们可以这样去讨论这个问题,2009年的时候我们投放了4万亿,相当于GDP的13个百分点,投入到了刺激政策里面,所以在2009和2010年两年的刺激政策起效果之后,从2011年到2014年我们花了四年时间去消化这部分的基数。这轮基建和房地产,我们从PPP和棚改货币化的数据来看,2016年、2017年政府大概投了托底规模有7万亿,差不多是GDP的9%。假设以上一轮的消化基数的速度来讲,基本上这轮需要三年,就是2018、2019、2020。


金融界:最近大家在热议出生人口锐减的问题,甚至人口危机,您怎么看?

王涵:我觉得人口从长周期来讲,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口政策肯定是要有一个调整,现在已经在调整了,但是人口政策的调整很难对未来的五年十年的经济产生影响,短期之内我们最重要的不在于人口的数量,而是在于人口的质量。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中国最宝贵的财富在于,改革开放之后培养了超过一个亿的大学生,这批人能从事高附加值的工作,也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作,如果你不能在这个点上给他提供足够好的职位的话,这批人才的资源就被浪费掉了。如果我们通过包括股权市场、包括鼓励科技创新,让他们去从事一些高附加值的行业,这对经济的增长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金融界:您认为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经济的提振作用如何?

王涵: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件事情,减税到底是减税率还是减税收总额,如果中国当前的税收压力很大,那么会出现减税率的同时,税收总额上升的情况,也就是经济学上讲的拉弗曲线效应。事实上,我们在2009年当时的汽车购置税减免的政策里就看到了这样的效果,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政府要平衡的事情是,短期之内需要用减税来缓解企业的压力,但是长期来讲,中国现在的整个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的压力非常大,以现有的数据去推测,如果按照去年27%的合法合规缴社保的比例,到2030年向整个社保体系每年投入的财政资金要超过8万亿。也就是说长期来看政府的钱又不够,但是短期又要减税,这样引出的结论就是政府一定会去做一些能够在减税率的同时扩大税基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里面的第三支柱——个人所得税递延型养老金账户,我觉得这类政策也会出。另外就是包括对于企业的减税,如果我降一定的税率能够让企业的整体需求起来,这样的政策也会有。但是整体要出现一个大面积、全面性的减税,概率还是比较小的,我倾向认为结构性的作用会更明显,总量性的政策不太可能。


职业-使命

金融界:您做宏观研究多少年了?

王涵:有11年了,我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进入这一行的。


金融界:您为什么会选择做宏观研究?

王涵:我的背景比较特殊,我原来是学天体物理的,我做的内容是去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做的引力波方面的工作。后来2008年回来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大学当老师,一个是做金融。我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物理之后,发现自然科学的现状限制了你能做多少事情。就比如说一个正确的公式被人发现了,那你的工作就没有了意义,但是金融市场的特点是,它总是在变化,你是在跟这个市场本身博弈,而市场本身在前进。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比较有意思,也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当时有一些校友在相关的行业,后来我就进了这行。


金融界:您对宏观研究的定义是什么?

王涵:宏观研究有不同的人群,有人是做政策建议的,有人是做学术研究的,我们是属于针对金融市场的,所以我们在每天的报告里面最主要要寻找的就是:什么是影响金融市场最主要的宏观变量?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它具体的框架,如何使它更完善,我需要知道的是当前我应该去研究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我从什么样的角度能给市场方向性的指引,包括金融体系的指引,以及更好的建议。我觉得业界的宏观研究应该是这样一个角色。


金融界:您觉得做宏观研究最需要具备的是什么?

王涵:常识。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去比较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差异,自然科学因为它每一步的推导都相对比较严密,像物理学讨论的很多体系都是偏稳定的这种系统,稳定系统的特点是你能找到一个亘古不变的定律,来刻画整个系统。金融体系更多的是一个复杂系统,在一个复杂系统里面如果你要去试图找一个亘古不变的定律,把所有的因素都包含进来,你的代价就是这个模型在当前运行可能跟实际情况是符合的,但是在下一秒钟它就不符合了,因为越大而全得模型越不稳定,所以模型和实际情况背离得非常快。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取舍,你如何把整个当前的经济金融的形式,模糊化成为几个比较少的关键变量,用更少的变量意味着你降低了对于整个系统预测的精确度,但是使得你的模型跟真实的情况基本吻合的时间会变长,所以这里面它是一个取舍的过程。换句话说,还是回到刚才我说的,我们需要去判断的是什么是主要矛盾,对于所有的次要矛盾我们应该做减法,但是业界,比方说学术界里,他做的事情是我把模型变得越来越精确,我把没有考虑的变量放进来。但是这样的模型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它跟真实世界的背离随着变量数目的增加会越来越快。


金融界:做宏观研究如何拓展自己的思维?

王涵:我倾向于认为做宏观的人,或者说做经济的人,需要把眼光拓到经济之外,尤其是对于历史、政治上的理解,比方说我们经济学,大家都会去研究GDP,但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都没有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研究GDP,GDP是一个什么概念。换句话说,当你在比较两个人的经济实力的时候,一个人收入五万块,另外一个人收入三千块,但是有三千块的这个人它有八套房。经济实力一定是后者更强,你从GDP来讲,前者更多。换句话说,GDP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改变存量财富相互强弱的一个渠道,但并不是唯一的渠道。所以从这个角度回到我们一开始谈的美日问题,美国和日本之间绝不是GDP的问题,而是日本的大量的知识产权流入了美国,这是存量的财富被人掠夺的过程。如果你从这样一些相对的常识以及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回过头来看宏观,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一个问题就变得比较清楚了。


金融界:您的研究格言是什么?

王涵:什么情况下,我的模型会行不通?

因为金融市场它的主要矛盾在变化,尤其是我的模型建设的过程中,其实我是人为的忽略了很多的主要矛盾,所以导致你最大的风险不在于你对模型里面每个变量预测的准不准确,而是在于市场发生了变化,它下一秒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你上一秒模型中的变量。做市场的宏观研究,最重要的是模型整体的调整,或者说风控,而不是对于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型不断的说,我这个模型就是可行的。


金融界: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王涵:金融市场做研究的人,总是会有一些因为自己看对或者做错带来的成就感。但是我自己的成就感更大程度上来自于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我们整个团队的人,他们研究的理念和研究的方法、框架的建设,我认为在这个市场上是领先的。我经常跟我的领导讲,我们团队的很多人在其他研究所都是可以去做首席的,只是因为我是对外的形象,他们显得市场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从能力上讲,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最大的成就感,是来自我的这个团队。


金融界:您觉得十年以后您的职业会是什么?

王涵:首先我是比较喜欢做卖方的一个人,可能因为我自己做科研出身,我比较喜欢跟人家去讲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可能十年之后我还是在做相关的一些研究。但是我希望十年之后我的工作跟现在相比,能够更加系统化一些,我所说的系统化,就是我经常在团队里面跟大家讲,有些事情是应该人去做,有些事情是机器去做,但是这个市场现在有太多的事情是人去做了机器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也许未来的十年,Fintech和宏观研究,包括金融市场研究之间的结合,会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有可能十年之后我每天做的事情,还是在做研究,但是我所用的工具都不太一样。


金融界:您认为分析师行业未来会如何发展?

王涵:我觉得几点,第一个去年行业的变化,也让大家重新思考分析师到底每天是在做什么,我认为会有大量优秀的分析师沉淀下来,这些分析师的角色会从单纯的推股票变成行业专家。像我们这个研究团队,整个研究所有150多位分析师,可能抵得上一个省社科院的研究力量。但是此前大家可能过于忙于推票,过于忙于服务,没有沉下心来去想长期对行业的自己的理解,当然我们这边可能会好一点。我觉得未来好的分析师依然非常稀缺,他的定价也会非常高。但是有大量的这些拼服务的、刷报告的分析师会慢慢的沉寂下来,会有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生活-信念

金融界:如果请您推荐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你会推荐哪个呢?

王涵:不同的阶段喜欢看的书不太一样,从我自己学习的专业出发,我建议大家看看《相对论》。市场上有很多人会把现象和本质的问题搞混,其实《相对论》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它讨论的是你观测到的现象和物理本质之间的区别,尤其是狭义相对论,它是一个偏哲学的东西。有一些科普类的版本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前两年讲2008年金融危机有一部电影叫Margin call,我觉得那部电影还是非常真实的告诉大家整个金融行业具体在做什么,这里面有对金融行业的很多的批判,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电影。


金融界:您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王涵:我业余爱好比较多,这两年主要是写书法,我愿意写小楷,因为我觉得这个市场的人都比较浮躁,写字的时候,是比较专注的在做一件事情,心能静下来。


金融界:您一直坚持的人生信念是什么?

王涵:当没有人能够顶上去的时候,我必须顶上去,无论是从家庭的情况,还是从研究的情况来看,责任感还是很重要的,我们整个团队都是这样,没有人能顶上去的时候,就会有人站出来,我觉得这样大家会很开心。


金融界:17岁时您的梦想是什么?

王涵:那个时候想做物理学家,最后实现了,也写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整个思考的过程对我现在的研究还是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物理是最接近数学的一种更多依赖于演绎的学科。所以你的逻辑要让自己能说得通。我忽然想起入行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说了一句话:你做一个研究,这个东西你得先说服自己,你可以去忽悠客户,但是你忽悠自己就太不忍心了。我觉得那句话跟我整体的理念都非常契合,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做这行特别有意思,我发表的很多东西我先得自己相信,我才会写出去。也会有很多东西,我想想觉得不太靠谱,市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风,我觉得不太靠谱,就不去参与写这个东西。


金融界:现在的理想是什么?

王涵:我希望市场里有更多人来接触我的研究体系,能够让这个市场,在对问题的理解上往前进一步,这是我的一个理想。就像在五到十年之前,我刚入行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去谈中国的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五六年之前很少有人会去谈中国的衍生品问题,这些我都从一个相对框架性的方面去谈了。包括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我当时写了全球的宏观年报,美国要祸水东引,美国人一定会来搞我们的。因为特朗普上台说明他的矛盾激化了,这个过程慢慢的被市场验证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又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金融界:宏观研究对您的世界观有什么影响?

王涵:很多我们小时候政治书上谈到的一些问题,看得是比较模糊的,因为世界上已经70年的和平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以为一个平和的世界是常态,但是当你去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之间的一些金融上的博弈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个金融、经济市场的“战争”一直存在。重新去思考西方的经济学的书,为什么有一些东西他不讲,有些东西他会写,包括《华盛顿共识》为什么看起来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普世的逻辑,但是你最后会发现这里面隐含的游戏的规则是对一方有利的。所以我说可能做了宏观研究之后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


金融界:分析师现在的忙碌程度是怎样的?

王涵:我入行的时候,我老板面试我的一句话是一周能不能干一百个小时。

七天,一天是14个小时,如果你想周末休息两天的话,那就每天只有4小时的睡眠。我觉得是这样,分析师这个团队是非常自律的团队,市场上对分析师有正面负面的各种描述,但是整体我看到大量的分析师是非常自律的。我们以前的一个领导说过,整个分析师团队,靠的是优秀人才的自律精神,所以大家依然是非常忙碌。

反而在一些评选取消之后,使得大家重新开始去思考我人生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内部也有大的讨论。最后大家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有大量优秀人才的市场,所以最终我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可能这个专业能力原来我们把它比较狭隘的体现为给买方的客户提供好的投资建议,未来我们可以把这部分专业能力拓展到更大的地方。总的来说,分析师的忙碌程度并没有下降,烧脑程度是上升了,因为大家会去思考一些原来你不思考的问题,想象上千号、极度勤奋和极度聪明的人,在思考整个行业的前景,我觉得迸发出来的能量是很强的。


金融界:您最骄傲的是什么?

王涵:我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我父亲是一个上过前线,打过仗负过伤的人。他给我的很多品质是我觉得我挺骄傲的,比方说在同样的资源大家在争夺的时候,我会更多的去换位思考。在团队与个人之间,我可能会更关心我的团队。我曾经跳过一次槽,从上一个公司离开到这个公司,不是因为上一个老板对我不好,而是因为那个老板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面,让我看来对我团队的成员不是特别公平。可能我比较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没有为自己谋过太多东西。

你刚才问我十年以后,我经常跟他们讲,等我退休了他们还没有退休,但是我去找大家喝个茶,大家还愿意出来跟我聚一聚,我觉得这个是人生。其实很多事情,收入多少万,或者排名怎么样,你拉长时间尺度以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积累的身边这批人。


金融界:当下您最担忧的事情是?

王涵:我觉得是整个世界,我们是处在一个七八十年都没有出现过的状况下,全球化遇到瓶颈,上一轮,如果从马克斯主义经济学去思考问题的话,全球是处在一种整个市场需求全局性不足的状态,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市场的需求不足的时候,你是需要出清个体的。我们知道在一个经济体里面,你要出清的是公司,但是在一个世界里面,你需要出清的就是一个经济体,即使是相对最平和的一次这种出清¬¬——出清的是日本,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多年重大的冲击,而上世纪这个时候,出清的过程就更加激烈了。我觉得现在全球各个经济体之间能不能携手去解决市场经济的需求不足问题,而不是以邻为壑,这个可能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金融界:您最感恩的是什么?

王涵:我每一步都碰到了在那个合适时间点帮助我的人。就像我入行的时候,招聘我的人是我的校友,带我入行的是我的校友,在分析师和家庭之间需要去做平衡的时候,我太太做了很多的牺牲,因为她也是物理学博士,她为家庭做了很多的牺牲。在我进到兴业的时候,领导们、同事们也是从带我入门,从一个宏观分析师转变为一个金融市场的宏观分析师的过程中,包括我整个团队的建设,领导一直以无为而治的方式很宽容的给我一些空间。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整个团队的人的理念都很一致,在合适的时间碰到合适的人,还是挺感恩的。


金融界:如果有很多空闲时间的话最想做什么?

王涵:我可能会去把我的代码加强一下,迎接人脑和电脑之间的结合。其实我过去的一两年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具体的事务性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全力的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感觉,我们整个行业人做低效率,机器做高效率的事情上面,太多人选择了用人力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我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一定会把这方面去加强。


金融界:您最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王涵:一个大家都跟我在一起觉得蛮开心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气场,每个人也都有压力很大的时候,当你七八十岁的时候,你回想的就是,这个经历是不是开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并不容易,但这是个成本效益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奖励对你来讲是很有意义的那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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